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渐入佳境，推动区域人才一体化的共识已经形成。但是目前三省一市还存在着人才资源集中度不同、互补性不强、政策兼容度不高、共享机制不完善、重大合作平台匮乏、人才信息服务碎片化等问题，制约长三角人才一体化进程。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编制等历史保留下来的体制性问题。从深层看，无论是户籍还是编制等问题，都与享受子女就学、公共服务质量等利益戚戚相关。打破人才政策的“楚河汉界”，实现人才规划接轨、人才资源共享、人才工程互认，显然是当务之急。但是从体制上打破户籍制度等限制作为制度创新考量的依据，不仅没有必要，也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

　　首先，从现实看，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引领长三角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动力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市民在享受户籍带来的“子女就学”等社会“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三高”（高房价，高物价，高节奏）带来的工作生活压力，这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调节人才流动和配置的“无形之手”。

　　这种自发的机制在解决“人才聚集陷阱”这一经济学命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以安徽为例，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中，安徽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两省一市相比差距较大。根据经典的“人才聚集陷阱”理论，若某地区在整个经济体中处于落后状态（欠发达），那么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而人才的匮乏导致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削弱其经济地位。但是从全国看，安徽省的人才存量、质量和储备却是一流的。就省会城市合肥而言，“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实验”、“城域量子通信实验”等大科学平台全球领先，两院院士多达127人（江苏省10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近千人。作为“落后生”，最后得以“插班”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除存在“先进”带动“落后”的战略考量外，安徽省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大科学装置领域铸就的坚实的人才基础，与其他两省一市恰好形成一种良好的人才互补结构。

　　其次，从理论看，人才流动具有调节-匹配的特性。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教授的观点，人才流动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展有关，个体会根据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岗位提供的福利待遇的匹配情况，进行自发的调整，从而形成较均衡的人才结构。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承认了人在自我雇佣决策上的理性和主动性。

　　德国科学家朱丽亚弗伦德（Julia Freund）及其团队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项行为遗传学研究，两个基因完全相同的孪生小鼠出生后生活在同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三个月后它们发展出迥异的性格。但是另一对孪生小鼠被分开来养，三个月后却有着相似的性格。研究揭示，养在一起的孪生小鼠之间存在竞争，因而发展出与环境不同的互动方式，导致海马回中的神经元重新“洗牌”，形成不同的性格。而分开养的孪生小鼠不存在彼此之间的竞争，相同的基因主导着相似的性格。

　　学者们把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称作“选窝效应”，表明生活习性相同的物种，为避免生态位重叠，会主动错位寻求优势，建构自己独特的角色和地位，从而让自己成为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人的角度看，个体在职业选择中也会努力找到自身的价值“洼地”，从而精准定位，并建立与之配套的优势资源体系，成就独特的自己。从人才聚焦角度看，在“选窝效应”的作用下，人才流动也会呈现一种具有自然选择特性的特点，正如三省一市在人才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为人才互补的基础。

　　以数字人才为例，根据清华大学、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领英中国2018年的研究，上海市数字人才在行业分布上比较均衡，ICT（信息通讯技术）和制造是人才最集中的两大行业，人才数字化程度高，大大领先于长三角其他城市。浙江省以基础型和融合型数字经济人才为主，杭州ICT行业高水平人才占比高达45%。江苏省的数字人才在传统产业的占比更高，以制造业为主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较为突出。安徽省则在数字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高层次人才。不同的人才结构形同自然选择的结果，既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为高水平的互补提供了接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推进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打造一种均衡式互赖的互补式人才结构，所有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应围绕这一结构展开。

　　所谓均衡，即双向满足的平衡状态。从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看，人才结构既要满足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避免因为同城化发展带来的人才结构趋同化，失去特色和比较优势。所谓互补依赖，既不是一种因为上海的人才虹吸效应导致的单边依赖结构，也不是以项目或任务为依托的独立式依赖结构，而是相互依存相依促进的优势互补结构。

　　例如，江苏在制造业方面具有人才优势，但在链接制造和数字技术方面缺乏人才；浙江在数字链接商业应用场景方面具有人才优势，二者可以形成高水平的互补依赖结构。安徽省以素有“千生一院士”（一千名毕业生拥有一名两院院士）之称的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远离喧嚣的商业发展区域，培养了一大批在基础研究领域知名的科学家和高端研究人才。而这些毕业生近一半赴世界百强高校留学，很多最终留在了国外学术权威机构，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数学学会、美国物理学会、加拿大皇家科学院等，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种人才损失。相反，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落后，使得上海超级运算中心、上海国家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中心的潜能无法充分开发出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建构均衡互赖的互补式人才结构，为链接安徽的基础研究与上海的科创中心，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推动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关键在于在区域内形成均衡式互补依赖的人才结构。以此为原则，三省一市要在人才规划方面协调一致，强化一盘棋指引，按照优势互补、强化特色的原则培养、配置和引领人才流动。同时，积极推进人才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建立标准统一、规则一致、平台互联的人才雷达平台，最大限度地用足用好用活区域内各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