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由沪苏浙皖四地人大商定出台的《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统一实施――

协同立法 一体化推进长江禁渔

4月1日下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四地人大共同商定、协同出台的《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统一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决定》的出台与实施，是长三角区域立法协同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对刚刚施行的长江保护法贯彻实施的积极响应，为长三角区域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提供了法规制度方案。

突破省域界限推进禁捕工作

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长江“十年禁渔”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人大联动监督、协同立法座谈会在上海召开，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人大共同商定，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牵头，采用法规性决定的方式推动长三角地区长江流域禁捕。

因此，三省一市出台的《决定》，在文本上总体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关键条款上是完全一致的，提出“把长江禁捕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任务”，要求将禁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定期听取禁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并将禁捕工作情况纳入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针对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情况复杂、涉及面广、职责交叉的特点，《决定》对非法捕捞、“三无”船舶、携带禁用渔具，以及收购、运输、销售非法渔获物等违法行为，明确了相关部门的查处职责，保证有效发现查处违法行为。

“由于长江的流域性特点和鱼类生长的流动性特点，要求禁捕工作必须突破省域界限，在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一体推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绍，《决定》明确，建立健全三省一市协同的非法捕捞闭环监管长效机制，探索建设覆盖三省一市的船舶登记信息共享平台、渔船动态监管平台、水产品市场流通追溯监管平台和执法信息互通共享平台，共同打击破坏禁捕工作的违法犯罪行为。

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能管用

在强调协同一致的基础上，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决定》有关条款作了相应调整，使其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各省市长江干流外，三省一市分别将其境内长江重要支流纳入禁捕区。安徽省禁捕区域为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干流安徽段，华阳河、水阳江、皖河、青弋江、漳河、滁河干流和菜子湖、巢湖水域，以及国家和本省确定的其他水域。上海市禁捕范围涉及浦东新区、崇明区、宝山区、奉贤区、金山区。江苏省禁捕区域明确为长江干流江苏段，以及滁河、水阳江、秦淮河和石臼湖等水域。浙江省禁捕区域包含省内管辖的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海域，以及浙江省境内的太浦河及其附属湖泊和管辖的太湖沿岸水域。

关于禁捕区垂钓问题，四地人大《决定》也分别作了回应。上海市对于垂钓行为，考虑现实情况，不搞“一刀切”，授权市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管理制度，加强禁捕区域垂钓管理。而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等相关要求，安徽《决定》第五条第一项规定：“非法捕捞、利用或者变相利用垂钓进行捕捞的;在禁捕区域、禁捕期限内垂钓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查处”。

就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在禁捕领域的运用，三省一市也根据各自特点作出规定。比如安徽省提出，发挥皖事通办平台、网格化管理等优势，加快实现各部门信息数据共享，加强执法力量和装备设施资源整合，探索推进水陆联动和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动执法、协同执法。

作为数字产业大省，浙江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应用广泛，浙江《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渔业执法领域数字化改革，加快渔船精密智控等数字化应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响应和处置机制。

多举措保障《决定》有效实施

徒法不足以自行。发布会上，三省一市对《决定》的实施工作分别作了介绍。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曹林生介绍，安徽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把《决定》的落实和执行作为法律监督重点，适时开展执法检查，运用多种监督方式，推动政府及其部门认真做好相关工作，保障《决定》的有效实施。

此外，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联合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重点水域和时段，依法严厉打击查处“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捕捞和经营利用中华鲟、长江鲟、江豚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行为，深入开展严打长江刀鲚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

妥善做好渔民上岸后的转产安置，也事关长江禁捕退捕的成败。上海市规定，加强退捕渔民的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优先安排就业困难退捕渔民从事公益性工作，做好渔民退捕后生活困难兜底保障工作。安徽《决定》明确，省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和相关市县政府将按照《决定》要求，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对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渔民按规定通过公益性岗位进行安置；民政、医保等部门做好渔民的低保、临时救助、医保等工作。